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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车把章娜带到地铁站口，一直看着她穿着红裙的背影消失在如潮的人群中，才拔转车轮驶向医院。
星期六上午的病房里人来人往，趁着休息天来探视的病人家属很多，乱哄哄的，大人叫、孩子闹，很有一点喜气洋洋的欢庆的气氛。
我无可奈何地躲进办公室，陪着今天值班的洪良翻阅病历。洪良兴致勃勃地说着在我离开以后医学院里发生的变故。
他告诉我，现在的澡票己经涨到二块五，学生们只能在洗衣间里冲冷水澡，省下钱来去买四块钱一包的“阿诗玛”抽，还有看守宿舍大门的半大老头子，那个打过珍宝岛之战的老退伍兵，有一天半夜被校公安处的堵在门房里，房门砸开后，终于发现屋里另有一个光着身子的女人，搞了半天才清楚那是老英雄花了五千块从老家买来的媳妇。
“哎，师兄，还有一件事咧，”洪良隔着办公桌，从两、三米的远处向我伸长了脖子，“你还记得老叶师傅吧？”
“老叶……师傅？”我愣了一会儿，在脑海中迅速地搜寻与这个词组配套的图像，“是不是食堂里的头头？老烟枪？”
“对对对，就是他，开饭的时候，他总是一副五斤狠六斤的样子，”洪良使劲地点着脑袋，脸上忽然现出浓重的杀气，“他死掉了，就在我毕业前的一个月。”小医生恶狠狠地撇了撇嘴。
“哦？他死掉啦？”我来了兴趣，“肺癌？”
“不是……不是。”洪良很看不起我的想象力，身子靠在椅背上，嘲弄地望着我。
“那…，怎么死的？”我决心问个明白，隔着两米多远朝洪良伸长了脖子。
洪良的表情坏坏的，带着恶作剧的兴奋：“食物中毒。”
“哈哈哈哈！”我俩同时爆发出一阵大笑，“哈哈哈！好！死得好！谁让他卖臭r臭鱼给我们吃？多死几次才好！”
刚在办公室里吃过午饭，鲍主任打来电话，让我赶到车站医院去。
当我热汗直流地赶到车站医院门诊部，鲍主任隔着老远笑咪咪地朝我招手：“哦！小黄，你来得很快嘛！好好，年轻人守时间，很好，很好！”说完，他一步三摇地踱着四方步走进了一间诊室，我留意到门口墙上新贴着一张红色海报，“特聘骨科专家鲍主任长期驻诊”，几个大大的黑墨字下面有几行中楷，无非是老鲍的资历和“手到病除”之类。
门诊室很大，分置得很简单，用白布单拉成内外两间，外间放着张写字台，作为我和老鲍接待病人的地方，里间安置了几张木床，准备等一会儿让病人趴在上面注s。
今天是老鲍在车站医院挂单的第一天，因事先在《新民晚报》上登了广告，病人来得很多，我一面忙着给老鲍记录病历，一面开票让前一个病人去交费，随即给老鲍准备好针筒和药水交到他手里，空闲时候挨个观察病人有无不良反应，整个下午，陆陆续续看了四、五十个病人。
一个疗程收三百，今天一下午实现了一万多的gdp。
收摊的时候，我挺着又酸又麻的腰眼，从口袋里大把大把地往外掏病人交来的收据。鲍主任笑逐颜开地点着白纸条，同时在小计算器上飞快地按着，好象面前一堆已经变成了黄的条子，白的大头，绿的美刀。
我坐在老鲍对面的椅子上，望着他喜孜孜的表情，过了一会儿，他终于算完了，满意地出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嗯，好啊，一共一万六千五，哈哈！小黄，”他看了我一眼，“等急了吧？”
我刚要客气一句，交费处的女孩子抱着钱箱走了进来：“啊哟！鲍主任，不好意思哦，让你久等了……”
老鲍不耐烦地用右手在空中一劈：“哎！不要讲客气话！你那收了多少？”
“哦，一共是一万四千五百五十块钱，对不对？”
“什么！”老鲍的眼珠瞪得有**蛋那么大，“数字不对！你算错了，再算一遍！明明是一万六千五，怎么少了两千？”
“少两千？”女孩停了停，脸上浮出一丝冷笑，“还有药费咧……”
“药费？”老鲍一怔，显然他忘了在谈判的时候堵上这个漏洞，“那那…那也不能收那么多呀！五十几个病人收了人家两千的药费，这太说不过去了吧？”
他两手手心朝上往外一摊，眼睛期待地看着我。
我暗自核算了一下，少算两千块钱就损失了我的二百，岂能善罢甘休？
“就是呀，一个病人光药费就要花四十块，这个药价定得不合理，”我凑上去帮腔。
“就是呀！药价不合理！”老鲍有了我撑腰，愈发得意地摇晃起脑袋。
“我们医院的药价是物价局定的，又不是我们想怎么样都行，”女孩冷冷地看我一眼，“再说，你们医院的药价也是物价局定的哦？”
“这，这……这，”老鲍一时语塞，和我对望了一眼，无可奈何地坐回到椅子上，“好吧好吧，”他摆摆手，“按你们的算吧……”
天色已经发暗，初秋的上海，明显地感觉到白天变短了。揣着一千四百五十五块，我蹬着自行车慢吞吞地骑回了家。